商业秘密标准在实践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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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原告举证的公开性。

　　原告应按照其起诉的标的公开其受侵害的客体，阐明商业秘密的名称、范围，尤其是要求保护的核心要点。至于把自己的商业秘密在法庭上公开到什么程度，应视情况而定。如果权利人认为只有一部分技术方案受到侵害，他可以将另外部分保留，只公开被侵权的技术方案部分。法律并不要求在部分商业秘密遭侵权时，须由权利人将整个技术方案合盘托出。但是，原告在诉讼中列举的受侵害的部分必须向法庭和被告公开。

　　这些材料本应由原告在起诉书及相关证据中罗列。但是，在实践中却不是这样。有些案件的当事人到了法庭仍不肯公开其“秘密”，使法院无法审理，对方当事人无法抗辩。原告在诉状中往往只诉称被告的某产品侵害了商业秘密，而对其本身享有的商业秘密的实质内容和要点构成的叙述，只言片语，含糊其辞，连法院都弄不清原告的秘密点是什么。而原告对此的解释是，如果与被告交换了这一类证据，秘密岂不被被告堂而皂之得到，原告利益势必进一步受到损害。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提供，也只给一份，仅供法院参考，甚至还套用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商业秘密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原告的这一做法，给法院的感觉似乎是，其商业秘密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审判员的工作重心应该迅速投入到对比被告产品是否构成侵权上，而不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对原告商业秘密构成与否的审查上。

　　诚然，当事人的上述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所谓担心也是必要的。商业秘密案件有它与众不同的特点，原告起诉，势必要冒些商业风险。诉讼中，经认定不侵权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诉讼被驳回，被告就很有可能借此机会充分了解并获取该技术方案，或完善自己原有的技术方案。

　　其实不然。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这一规定，原告必须公开自己的商业秘密内容，是一种举证义务。只有公开秘密，法院才能审查原告诉的依据是什么，并按照对商业秘密认定的有关程序，进行分析判断。

　　只有公开了原告的商业秘密，被告才能行使质证的权利。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必须经过审查，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庭审的主要工作就在查清事实，一项证据提出后，要经过质证。辩论才能决定它的效力。根据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指导方针，诉讼的成败与否，往往取决于证据的真实性和说服力。当事人非常重视行使质证的权利，不轻易首肯每一份证据。在法庭调查阶段，每个证据都要经过出证、质证、再质证几道审查关。人民法院审理商业秘密案件，很重要的一步工作就是审查原告的商业秘密是否成立。由于这类案件往往涉及很复杂的技术问题，法院工作人员对这类专业技术又知之甚少，只能就一些粗浅的常识性技术工艺提出简单看法，在思维中有些感性认识，但对稍微上层次的技术课题便元从人手了。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走访专家、学者，进行咨询、鉴定，是最省事、最保守的一种惯例。即使如此，仍有它弊端的一面。专业技术人员判断某项技术方案的着眼点与我们有所不同。有时不能从同一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作出的鉴定结果往往带有“专家性”，即起点偏高。那么，法院判断的素材又从何而来呢?主要来自于被告的质证材料。诉讼中，当原告单独面对法官时，可能会对其技术方案讲得滔滔不绝，连常识性公有技术也会被冠以商业秘密。而在法庭上，当原告。被告双方均为同行业技术人员时，在原告列出商业秘密方案后，通常情况下，被告会以该商业秘密不具有新颖性。创造性为由进行抗辩。提供的抗辩材料主要有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上的文章。教科书。已公开使用的证明及失效的专利文件等。于是，举证责任又转嫁给了原告，他需要再提交证据进行反驳。在此之前，只听一面之词，结论不好下。现在，双方将质证材料针锋相对地摆在法官面前，从文字表述上具备了敢于分析技术问题的可能性，技术难度似乎没有那么强了。借助双方的反复质证，会发现一方的某些技术特征明显不成立，构不成商业秘密，从而使案件的结论初露端倪。(作者：，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