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经济时代商业秘密保护主流理论:保密关系学说与财产权论(5)

　　由此可见,Holmes的结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人们在开发商业秘密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和经济投入,况且商业秘密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只有通过使用和转让才得以实现。当赋予商业秘密开发人以财产权时,法律才能有效地保护开发人从成功的创新中获得应有的回报,藉此鼓励人们投入创新。美国的一些学者常常引用英国17世纪著名哲学家、法学家Johan Locke (1632-1704年)的自然法学理论来分析无形物的潜在的财产权性质。300年前,Johan Locke就提出了劳动可以成为财产权基础的观点。他认为“没有人可以伤害他人的生活、自由或财产”,“每一个人对他的身体及他身体从事的劳动拥有财产权”。他得出结论是:人们承担着不得拿走包含有他人劳动所得东西的责任。John Locke的理论被西方学者用来佐证人们对其发明创造享有所有权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包括商业秘密在内的知识产权理论的形成及发展[17]。
　　20世纪50年代后,财产权理论被广泛接纳,许多国家将商业秘密视为知识产权或无形财产予以保护。例如,在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者赞同商业秘密为人类脑力劳动的结果,是一种无形财产权。（9）目前,在商业秘密的国际保护领域,知识产权理论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除去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商会(ICC)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相关公约外,仅90年代关贸总协定就有一百多个成员国及申请国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签署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其中将商业秘密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专门规定了“未披露信息的保护”问题。
　　但是,商业秘密毕竟有别于其他知识产权,其特性并不具有排他的对世权,况且也无法解释其他人共同合法拥有同一商业秘密的现象,无法对抗未经许可地使用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因此,如何根据商业秘密的特性,结合其他的理论,建立起完善的保护制度,成为20世纪人们所面临的新课题。
　　三、保密关系学说与财产权论构筑的当代商业秘密制度框架(20世纪以后)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商业秘密作为一种特殊的事物,尤其是科技进步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人们很难依据单一理论建立起对其有效保护的法律机制。步入20世纪后,随着人们对商业秘密财产权性质的广泛认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经营者之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商业秘密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得以快速提升,各国对保护商业秘密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维护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而是扩展为以保障信息所有人的财产权、鼓励创新、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强化本国经济竞争力作为国别立法的价值取向。各国尝试着通过健全商业秘密保护法律制度的途径,以期规范雇员与雇主之间、代理人之间或其他关系人之间披露和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促进商业秘密的有效合理使用[18]。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制度只有建立在交融多种理论基础之上,才能形成一个灵活的、多样化的法律保护制度[7](P.121),实现保护商业秘密的多重使命。商业秘密保护理论在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财产权论同保密关系学说的合理交融与有效链接,人们对于商业秘密的财产权性质的认识趋于统一,而保护商业秘密这一特殊意义的财产又是凭借保密关系理论。保密关系理论其产生之初的功能仅仅是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法律保护商业秘密的合理性,并演变为当时一些学者和法官反对商业秘密财产权理论的主要工具。但是,随着人们对商业秘密认识的深化,保密关系理论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它所揭示的商业秘密特征及商业秘密纠纷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成为各国健全商业秘密法律调节机制的重要理论依据。
　　商业秘密的特殊性和价值性在于其自身具有的秘密性,它是人们获得财产权的必要条件,一旦商业秘密成为人所皆知的信息,它就无法给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为权利人创造利益。因此,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例如,为了竞争目的或为了个人利益等目的,人们对商业秘密专有权的侵犯,只能是通过侵犯所有人的秘密来实现。1904年美国法官Townsend在审理Werckmeister v. American Lithographic Co.一案时,曾形象地将信息比喻成一个动物。他认为信息和动物一样,只有当人们将其捕获,才能拥有它、占有它,否则将为公众所享有。人们可以通过发现而获得信息,通过保密而实现对其排他占有权[19]。因此,合理地规制当事人的行为成为保护商业秘密的关键问题。(作者：单海玲，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第22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