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判例翻译】微软诉摩托罗拉FRAND原则案二审判决书II

　　（四）损害赔偿金
　　在它JMOL的请求中，摩托罗拉认为关于其主张的一部分损害赔偿金即律师费和维护禁令诉讼发生的诉讼费用，Noerr-Pennington主义排除任何其中的判予。此外，摩托罗拉坚持认为华盛顿法独立地排除将辩护一个单独诉讼的律师费的获得作为损害赔偿金的一个要素。
　　1、Noerr-Pennington
　　Noerr-Pennington主义保护个人免于承担参与到诉讼的责任。该主义起源于两个最高法院的反垄断案（认为《第一修正案》的请愿书条款依据《谢尔曼法》禁止“试图说服法律或政府采取特定诉讼的强加责任”）。[28] Noerr-Pennington原则从此被扩大以确保“请求政府任何部门的人”包括法院“免于因请愿行为产生的责任”[29]。
　　然而，该主义没有使一方免于发展成违约行为的诉讼。[30]许多法院已经认为，并且至少有一个法院强调Noerr-Pennington不保护专利持有人主张权利违反承诺而不实施那些权利而产生的责任。[31]更加特别的是，除了Robart法官的判定，至少两个地区法院的判定，已经认为Noerr-Pennington不保护专利持有人因违反它的协定而同RAND费率许可的意愿人谈判，提起侵权诉讼的责任。[32]在处理一个同本案十分类似的争议时，华盛顿地区法院做了以下论述：
　　尽管《第一修正案》保护摩托罗拉请求法院实施它的专利的权利，苹果的违约诉求是建立在下述理论上：即摩托罗拉以合约形式同意直到它以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条款给苹果一个许可，它才会实施它的专利权。换句话说，苹果认为摩托罗拉通过合同放弃了一部分它的上诉权。使用Noerr-Pennington主义禁止苹果实施合同是不合适的。[33]
　　此外，FTC最近在就公众对谷歌和摩托罗拉计划同意的协议评论的答辩中，详细表述了Noerr-Pennington争论。[34]一些评论者关心因谷歌和摩托罗拉主张禁令和排除命令而施加的责任会违反《第一修正案》。FTC不同意。委员会“认为争议中的FRAND承诺“阻止针对它的SEPs自愿的被许可人主张禁令或排除命令”，仅要求那些作出承诺以维护他们”。[35]
　　我们对此表示同意。“因为Noerr-Pennington主义不是在请求条款中发展的，它的范围仅延伸到有必要操控……明显地违反《第一修正案》”。[36]实施一个合约承诺以阻止诉讼没有违反《第一修正案》；如果它违反的话，解决诉讼的每个方案将不能作为违反Noerr-Pennington执行。[37]正如我们在Microsoft I中解释的那样，表示“将这种全面承诺”作为RAND协议的专利持有人“至少会争论地确保专利持有人将不会采取措施以禁止潜在的用户使用专利材料，例如主张禁令，但是反而会提供与制定的承诺相一致的许可”。
　　陪审团认为在这些特定情形下，主张禁令救济违反了摩托罗拉的合约式的RAND义务。Noerr-Pennington主义没有使摩托罗拉免于承担因违反承诺的责任。[38]
　　2、华盛顿法律
　　摩托罗拉认为微软不能被授予作为损害赔偿金的律师费，因为“华盛顿法院传统地遵循在没有合同、法律或确认公平的例外下不判予律师费作为成本的美国规则”。RAND协议没有明确规定律师费；微软已经认为对律师费的判予没有法律根据；并且华盛顿法院只有在有限公平例外下才承认，摩托罗拉认为本案中没有一个这种情况。[39]
　　然而，摩托罗拉的辩论在判决本案中作为损害赔偿金判予的律师费的合适性时省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案争议的费用不是在现在的违约诉讼而是在认为已经违反了RAND协议的辩护禁令诉讼中产生的。主张的费用因此不同于被美国规则所一般禁止的同样案件的费用。正因为现在的诉讼缺乏独立性并且是由违约行为引发，它们最后具有可获得的必然的合约损害赔偿金（在违约诉讼中的那种一般可补偿的损害赔偿金）特征。[40]#p#分页标题#e#
　　明显的是，如果微软没有对禁令诉讼进行辩护，反而是在缺席判决中将之合并，摩托罗拉在本诉讼中的损害赔偿金可能会更多。针对微软在华盛顿地区法院的禁令，例如将会阻止微软Xbox和Windows产品所有美国销售。正如陪审团被要求的那样，微软有义务要求损失。律师费和发生在对禁令诉讼辩护中的费用本质上是减少赔偿，并且合理减少赔偿诉讼的可获得的花费也是这样。[41]
　　此外，在众多类似的情况中，当律师费是对被告造成的不允许的伤害的合理测算，法院会常规的判予作为损害赔偿金的律师费。例如，在就违反公平代理义务的针对同盟的诉讼中，一个证明了他的工会不被允许地未能对他的利益进行申诉的雇员将会获得补偿性损害赔偿。[42]例如追求他的雇主的违约行为所花费的律师费[43]。在Dutrisac案中，我们拒绝了下述争辩：因违反工会的公平代表义务而判予作为损害赔偿金的律师费违反了美国规则，因为没有法律或合同条款授权这种判予。[44]认识到“美国规则的一个例外不能仅仅凭借败诉被告的错误行为迫使原告应对诉讼的依据而被认为是合理的”，我们从未支持律师费的判予，因为在这样公平代表案件所花费的诉讼费用“不仅是工会造成损害的结果……；它是危害本身”[45]。[46]我们重新确认几年后的原则（强调“传统的美国规则即律师费不是一般的可获得的”）没有影响手头的那些案件（律师费没有被判予给案件中胜诉的一方）但是反而是受法律诉讼本身的影响。[47]
　　最后，华盛顿法律的费用条款表明情况（律师费作为损害赔偿金同美国规则一致）的分类。华盛顿法律符合普通法规则即恶意诉讼的受害人可以获得在为自己辩护错误的诉讼中产生的合理费用。[48]
　　RAND背景同这些众多的情况（花费在前期的律师费就已经证明的法律伤害是可作为损害赔偿金由他人支付的）类似。正如地区法院论述的那样，RAND承诺被违反时，“考虑到RAND承诺（它是鼓励对该标准的广泛接受）的目的会有很特殊的作用”，把在独立诉讼中的律师费作为损害赔偿金。如果接受标准“会使潜在的实施者处于恶意禁令救济诉求之中，并且他们被迫承担为自己辩护的费用”，那个目的会被实质性地打败。
　　为了支持它的下述争辩即律师费的判予是合理的，摩托罗拉引用了Gruver v. Midas International Corp案[49]，Gruver详细表述了Oregan地区法院因一方违反协议发起针对对方的虚假诉讼是否错误地判予作为损害赔偿金的律师费。判予的律师费是那些为辩护虚假诉讼产生的费用，而不是花费在为违反协议的诉讼中的。在上诉中，我们认识到来自多个司法管辖区的案件“支持地区法院的做法”。然而，基于对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一个判例的信赖，我们被下述观点说服：即许多的管辖地将不允许作为损害赔偿金的律师费。[50] Oregon上诉法院并没有详细表述这个问题，但是，考虑到那些法院“重复强调的说法……与美国规则保持严格一致，律师费在违约诉讼中是可以获得的……只有当合约规定外“，我们推翻了损害赔偿金的判予。
　　本案中，那个同样的合理性在另一个方面削减。因提起侵权禁令诉讼判予律师费的前景将会鼓励许可人反而直接与潜在的被许可人协商，进一步考虑到促进标准的公共利益。[51] RAND协议的目的恰是通过降低抢劫风险促进标准的接受度。[52]如果每一个SEP持有人能够促使标准实施者在法院上无理由地辩护，它将会使那些实施者暴露在众多诉讼中，并且会阻止类似实施者在未来中坚持标准。
　　通过类似侵权救济（包括律师费）履行商业中善意和公平交易的默示合同是合适的，因为本案中，合约具有“公共利益因素”[53]的特征。[54]例如，华盛顿法院因提起诉讼人部分败诉判予律师费，因为这个判予“会鼓励索赔的立即付款”。[55]华盛顿法院也认为违反义务的抗辩（因为违反义务而判决律师费作为损害赔偿金）本质上是违反善意和公平交易的契约义务。通过判予微软发生在对抗摩托罗拉侵权诉讼中缠身的律师费体现的目的反映了华盛顿法院作为损害赔偿金判予律师费的目的。#p#分页标题#e#
　　总的来说，我们同意地区法院的下述观点：在一方的强迫RAND妨碍的专利违反善意和公平交易的禁令诉讼，华盛顿法院将会允许包含律师费和花费在针对禁令诉讼辩护的费用的损害赔偿金的判决。
　　（五）证据裁决
　　摩托罗拉最后的争辩是地区法院在作出两项证据裁决上滥用了自由裁量权。如果我们认为证据不适合接受或是排除的，我们必须将案件发回进行重审，除非这个错误的受益人能证明“比起不是那样，陪审团作出同样的裁决更有可能”。
　　1、RAND事实
　　在就违约的陪审团审判的最后，Robart法官就他已经确认的摩托罗拉802.11和H.264SEP组合的RAND费率和范围对陪审团进行指导。通过证人证词，法官也允许将来自他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结论中的其他事实的认定为“毫无争议的事实”。
　　摩托罗拉认为对来自法院的RAND命令事实的认定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为那个证据是不相关的，并且比证明性来说更加具有偏见性。关于除了RAND费率和范围的事实，摩托罗拉不仅认为证据是不相关的，法院的同意具有偏见，并且认为承认它侵犯了它对陪审团审判的《第七修订案》权利。
　　对地区法院构成它RAND命令基础的事实承认提出了一个更加紧密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那些事实是同最终的违约判决相关的。[56]摩托罗拉的专利对H.264标准有次重要性的事实，例如，是这样的证据：法院可以凭借推出要求2.25%的许可费率不是认识到技术价值的善意努力，而是充分利用标准自身价值（那就是去获得停顿价值）的企图。正如地区法院表述的那样，事实的确认是RAND费率和范围的“积木”；如果陪审团能够重新评估那些“积木”，“摩托罗拉在实际上就RAND费率和范围将会被允许咬第二口”。
　　一方面，如果摩托罗拉没有放弃就那些事实进行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的话，
　　恰恰是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结论同违约审判中的争议焦点相交织的事实能导致一个第七修正案问题。[57]一旦法院作出这些认定，它们就变成案件的法律。但是法院必须一般地避免以产生“在无陪审员审判中确定的事实将会变成案件的法律并且会阻止陪审团判决相同的争议焦点”风险的方式命令这些程序。
　　根据摩托罗拉已经放弃对同意无陪审员审判构成事实的引入的任何反对，地区法院驳回摩托罗拉的第七修订案请求。正如地区法院表述的那样，摩托罗拉没有“限定”它参与无陪审员审判并且就这些争议焦点“提交了100页的事实结果和法律结论，促使地区法院判断它现在主张排除的事实”。但是，一旦地区法院决定同意陪审团审判，摩托罗拉没有选择只能出示证据并且尝试说服法院对其有利的事实。[58]进一步来说，在陪审团审判前，摩托罗拉反对法院的基础事实的引入，并且在对他们展示的“毫无争议的事实”审判中，再一次反对。
　　另一方面，“在没有反对下指导参与到无陪审员审判可能足够构成陪审团审判的放弃”。[59]直到作出无陪审员审判的裁决之后，摩托罗拉才提出对构成RAND费率和范围事实的司法判决的反对。摩托罗拉必定地意识到法院打算作出这样的事实认定，因为法院被要求在记录中作出支持它的判决的事实认定。[60]没有那些事实，法院将没有可以依赖的决定RAND费率和范围的基础。如果陪审团被允许依据构成RAND费率的事实争议点得出它自己的结论，法院就RAND费率和范围的认定大部分会被认为无效（一组脱离了它们背景和意义的光秃秃的数字）。
　　由于脑海中的这些考量，我们认为摩托罗拉同意陪审团承认构成RAND费率和范围的事实。摩托罗拉知道当它同意就RAND费率进行无陪审员审判时，地区法院会作出那些基础的事实认定。[61]摩托罗拉也意识到当它同意无陪审团审判时，RAND费率和范围它们自己将会在违约审判中被提到。如果支持它们的事实也没有被认可的话，那些RAND费率和范围将没有多少意义。我们因此同意地区法院的下述看法：摩托罗拉对RAND陪审团审判的同意包括将法院的事实认定在违约审判中介绍给陪审团。#p#分页标题#e#
　　2、FTC调查
　　2013年，FTC和摩托罗拉对摩托罗拉的SEP实施案例进行了调查，包括它的禁令主张。结果规定它不构成对违反任何法律的承认。针对摩托罗拉的反对，法院允许微软通过其副总顾问大卫Heiner的证词承认调查的证据性。摩托罗拉认为准许这种证据的提交是错误的。
　　摩托罗拉对依据《联邦证据规则》第403条和408条（在准许证词之前，地区法院考虑了这两条规则[62]）允许Heiner的关于FTC调查作为证据提出抗辩。
　　本案中，法院承认了证明摩托罗拉意识到它的行为与“行业中的惯例和实践”是相反的证词，它的“行为已经被证实是客观的”。也就说，Heiner的证词被允许不是表明FTC已经就摩托罗拉的行为是否违反了RAND义务作出判断，而是表明摩托罗拉意识到FTC和微软发现它的行为是有问题的足够值得做调查。微软知道它的行为已经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结论能支持对摩托罗拉继续进行行为的恶意结论。在审判中，微软强调说，在FTC发起调查和地区法院施加了针对执行德国禁令的临时的法院制止令后，摩托罗拉持续在ITC和华盛顿地区法院追求它的禁令诉讼。
　　Heiner的证词确实不被允许地超出了Robart法官的可容许规则的范围。Robart法官两次指示陪审员不理会Henier的表述并且告诉他们，从同意令中可以看出调查结果“没有通过摩托罗拉移动或谷歌构成一项承认（正如在起诉书中宣称的那样，法律已经被违反）”。在Heiner作证前，法院已经两次告知陪审团“在政府调查中的主张不是宣称问题事实的证据”。这些及时清晰的指示足够矫正Heiner评论的偏见影响。[63]
　　相比之下本案中，法官承认的证据毫无疑问是有证明性的。FTC就在微软违约起诉中引用的相同行为对摩托罗拉进行调查，并且基于相同的理由：行为被认定为是违反摩托罗拉的善意的RAND义务。毫无疑问在陪审团认可FTC调查的证据中存在风险。尽管以下内容指示陪审团：FTC没有找到责任的任何事实，陪审员可能已经假设如果它们不相信微软的诉求是真实的，机构不会发起调查。类似的，尽管陪审团被告知摩托罗拉对同意令的赞成不是责任的认同，他们可能已经从命令中推测到摩托罗拉相信它的诉讼是错误的。
　　简言之，Heiner就FTC调查和随后的同意令的证词明显既有证明性又有潜在的偏见的。但是根据403条法规，只有在“如果证据的证明力实质上被不公平的偏见的危险过分看重时，才能排除”。[64]并且在判决地区法院在适用该法规时是否滥用了自由裁量权，我们使用了一个“非常恭敬”的标准[65]，只有在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是“明显地错误和带有歧视”时，才推翻。[66]本案中，在承认FTC调查的有限证词的偏见的危险没有如此明显地超过证词的证据力以至于承认这种证据是滥用自由裁量权。
　　三、结论
　　基于双方的同意，地区法院就RAND费率和范围主导了一个很长的且全面的无陪审员审判。法院以一种同联邦巡回法院最近在RAND环境下确定损害赔偿金相同的方式分析了在它对事实的穷尽发现和法律结论中的证据。陪审团审判中合理地认定了法院的事实认定。陪审团的裁决是受实质证据支撑的，并且它的损害赔偿金的判予是合适的。
　　地区法院的判决得以维持。
　　（本判决由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专业2015研究生刘迪翻译，石振东校对）
　　原载于《东方知识产权》电子杂志第46期（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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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696 F.3d 872 (9th Cir. 2012) (“Microsoft I”).
　　[2] See generally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Organizations, 90 Calif. L. Rev. 1889 (2002).#p#分页标题#e#
　　[3] See id. at 1896-97; Amicus Br.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Property Law Ass’n (“IPLA”) at 6; Amicus Br. of Apple Inc. at 2.
　　[4] Ericsson, Inc. v. D-Link Sys., Inc.,773 F.3d 1201, 1209 (Fed. Cir. 2014).
　　[5] Id.; see also Mark A. Lemley & Carl Shapiro, Patent Holdup and RoyaltyStacking, 85 Tex. L. Rev. 1991, 2010-13(2007); Amicus Br. of Public Knowledge at 11-20.
　　[6] ITU, Common Patent Policy for ITU-T/ITU-R/ISO/IEC,http://www.itu.int/en/ITU-T/ ipr/Pages/policy.aspx (last visited June 15, 2015)[hereinafter ITU, Common Patent Policy].
　　[7] Id.; see also Microsoft I, 696 F.3d at 876.
　　[8] Microsoft I, 696 F.3d at 876 (quoting ITU, Common Patent Policy).
　　[9]在地区法院面前，微软没有就就RAND费率进行无陪审员审判提出《第七修正案》请求本身，也没有在上诉中做出这种争辩。
　　[10] See Teva Pharm. USA, Inc. v. Sandoz, Inc., 135 S. Ct. 831, 841 (2015).
　　[11]似乎是为通过一个审判权的争辩避免弃权问题，摩托罗拉通过坚持认为结果是“顾问意见”而实质上改变了对RAND费率的无陪审员审相同的抗辩，因此超出《宪法》第三章赋予地区法院的宪法权力。See Flast v. Cohen, 392 U.S. 83, 94-97(1968); Gordon v. United States, 117 U.S. 697, 702 (1864). 然而，无陪审员审判的结果毫无疑问并不是咨询的：那个费率从本案一开始就受到双方的热烈争论，正如本文中引用的地区法院的观察报告一样,它表明，法院和双方都将之理解为违约判决的一个必要的事实方面。此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不但不保证RAND费率判决与最终的陪审团裁决的不相关性，摩托罗拉还抗辩说，那个裁决被Robart法官的RAND费率判决不适当地影响，到目前为止，坚持它的采用“有效引导了对微软的裁决”。
　　[12] See Bonzel, 439 F.3d at 1363.
　　[13] Ericsson,773 F.3d at 1230.
　　[14] Id. at 1229; see also id. at 1230.
　　[15] Id. at 1230 (quoting Georgia-Pacific, 318 F. Supp. at 1120) (alteration inoriginal).
　　[16] 318 F. Supp. at 1120; see also Lucent Techs.,580 F.3d at 1324.
　　[17] See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v. Philip Morris Inc.,229 F.3d1120, 1131 (Fed. Cir. 2000).
　　[18] Google sold Motorola in 2014.
　　[19] see Ericsson,771 F.3d at 1230-31,
　　[20] see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229 F.3d at 1131.
　　[21] See 318 F. Supp. at 1120.
　　[22] See771 F.3d at 1230-31.
　　[23] See Teva Pharm., 135 S. Ct. at 841.
　　[24]陪审团被以下内容指导：它能确认“摩托罗拉以以下一种或多种或它们的组合方式违反了它同ITY间的合约式承诺：通告包含在2010年10月29日提议许可摩托罗拉的H.264标准必要专利的信件；基于ITC中的标准必要专利通过在美国地区法院或者或同时在德国法院提起诉讼并主张禁令救济”。陪审团被要求按照关于违反摩托罗拉对IEEE的承诺相同的理论，额外的指示是：他们可以“通过摩托罗拉未执行与微软的供应商Marvell间的涉及它802.11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确认违约。在地区法院就JMOL的命令中没有得出Marvell 芯片违约理论。
　　[25] 摩托罗拉对它的下述争辩没有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即指导陪审团单独或联合起来考虑这6个因素是不合适的。总之，它引用的案例倾向于消除摩托罗拉的下述争辩，即违约必须是建立在众多因素基础上的假设前提，正如他们关注被告的不好的意图或动机。See, e.g., In re Estate of Hollingsworth, 560 P.2d 348, 351-52 (Wash. 1977)(en banc); Cavell v. Hughes, 629 P.2d 927, 929 (Wash. Ct. App. 1981).#p#分页标题#e#
　　[26] See Microsoft I, 696 F.3d at 877.
　　[27] Apple, Inc., 757 F.3d at 1332; see also Microsoft I, 696 F.3d at 877.
　　[28] E. R.R. Presidents Conference v. Noerr Motor Freight, Inc., 365 U.S. 127,136 (1961); see 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 Theme Promotions, Inc. v. News Am.Mktg. FSI, 546 F.3d 991, 1006-07 (9th Cir.2008); see also Cal. Motor Transp. Co. v. Trucking Unlimited, 404 U.S. 508, 510 (1972). v. Pennington, 381 U.S.657, 670 (1965).
　　[29] The Noerr-Pennington主义针对“虚假”诉讼创造了一个例外，规定为““不是真正地针对获得有利的政府行为的私诉”，它反对“影响政府行为的有效努力””。Prof’l Real Estate Investors, Inc. v. Columbia Pictures Indus., Inc., 508U.S. 49, 58 (1993) (quoting Allied Tube & Conduit Corp. v. Indian Head,Inc., 486 U.S. 492, 500 n.4 (1988)).我们在本案中没有判决摩托罗拉的侵权诉讼是否合适地处于虚假诉讼例外中，因为，正如我们解释的那样， Noerr-Pennington 主义在最开始并没有适用于本案。
　　[30] See Powertech Tech., Inc. v. Tessera, Inc., 872 F. Supp. 2d 924, 931 (N.D.Cal. 2012); Spear Pharm., Inc. v. William Blair & Co., 610 F. Supp. 2d 278,288 (D. Del. 2009).
　　[31] See, e.g., Powertech Tech., 872 F. Supp. 2d at 931-32; ClearPlay, Inc. v.Nissim Corp., No. 07-81170-civ, 2011 WL 6724156, at *10 & n.10 (S.D. Fla.Dec. 21, 2011), aff’d, 496 F. App’x 963 (11th Cir. 2012).
　　[32] See Powertech Tech., 872 F. Supp. at 931; Apple, Inc. v. MotorolaMobility, Inc., 886 F. Supp. 2d 1061,1078 (W.D. Wisc. 2012).
　　[33] Apple, Inc., 886 F. Supp. 2d at 1078 (citing Powertech Tech., 872 F. Supp.2d at 930-32).
　　[34] See Letter to Commenters, Motorola Mobility LLC & Google Inc., FTCFile No. 121-0120 at 3, (July 23, 2013), ava Id. (quoting Analysis of ProposedConsent Order to Aid Public Comment, Motorola Mobility & Google Inc., FTCFile N o . 1 2 1 - 0 1 2 0 (J an . 3 , 2 0 1 3 ) , a v a i l a b l e a t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ses/2013/01/130103googlemotorolaanalysis.pdf)(alterations in original).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ses/2013/07/130724googlemotorolaletter.pdf.
　　[35] We do not otherwise approve or disapprove of the FTC’s analysis of itsProposed Consent Order.
　　[36] Freeman v. Lasky, Haas & Cohler, 410 F.3d 1180, 1184 (9th Cir. 2005).
　　[37]我们对联邦巡回法院的下述观点予以认同，即RAND承诺并不总是禁止禁令诉讼以实施SEP。例如，如果侵权啊人拒绝接受就RAND条款的出价，主张禁令救济会与RAND协议相一致，即使在承诺限诉诸诉讼情形下。See Apple Inc., 757 F.3d at 1331-32. 相关的问题是摩托罗拉依据它的RAND协议的善意和公平交易义务在这些情况下是否禁止主张禁令。See Realtek Semiconductor Corp. v. LSI Corp., 946 F. Supp. 2d 998, 1006(N.D. Cal. 2013) （认为在就RAND条款提供许可之前，SEP所有人主张禁令救济的诉讼是“天生不一致的并且是对与被告承诺即将专利按照RAND条款许可专利的违反”） (citations omitted). 这个问题由陪审团来决定。
　　[38] See ClearPlay, Inc., 2011 WL 6724156, at *10.#p#分页标题#e#
　　[39]华盛顿最高法院已经确认“美国规则中的四个公平的例外情况：（1）共同基金理论；（2）第三人使一方陷入诉讼的行为；（3）一方的恶意或不公正行为；（4）以发布临时禁令或限制命令的方式错误地除去。”City of Seattle v. McCready, 931 P.2d 156, 160 (Wash. 1997) (en banc)(internal citations omitted).三种恶意情形：（1）诉前不正当行为，（2）诉讼中不正当行为，（3）实质恶意See Rogerson Hiller Corp. v. Port of Port Angeles, 982 P.2d 131, 135(Wash. Ct. App.1999). 为了在地区法院面前回应摩托罗拉的争辩，微软仅就诉讼中的恶意提出特殊情况，它被规定为“在诉讼期间伤脑筋的行为……与本案的是非曲直无关。” Forbes v. Am. Bldg. Maint. Co. W., 198 P.3d 1042, 1057 (Wash. Ct. App.2009), aff’d in part, rev’d in part, 240 P.3d 790 (Wash.2010) (en banc). 我们同意地区法院的以下观点：诉讼中的恶意特例在本案中不适用，因为摩托罗拉没有参与到这种策略中，例如“在调查期间的迂回策略，不符合提交的最后期限，对调查程序的使用不当，以及错误引用或漏掉文件证据的实质部分（会威胁法院的完整性和“对案件有序及有效率的安排”）。” See Rogerson Hiller Corp., 982 P.2d at 136 (internal quotation marksomitted).
　　[40] See Eastlake Constr. Co. v. Hess, 686 P.2d 465, 470 (Wash.1984) (en banc).
　　[41] See Flint v. Hart, 917 P.2d 590, 594, 598 (Wash. Ct. App. 1996)（允许原告获得在解决原告凭借被告错误的不正当行为参与其中的第三方诉讼产生的律师费，这个解决是原告用以减少损害赔偿金的尝试）； see also, e.g., Jacob’s Meadow Owners Ass’n v. Plateau 44 II, LLC, 162P.3d 1153, 1162 (Wash. Ct. App. 2007).
　　[42] see Vaca v. Sipes, 386 U.S. 171, 195-96 (1967).
　　[43] Dutrisac v. Caterpillar Tractor Co., 749 F.2d 1270, 1275-76 (9th Cir.1983).
　　[44] 749 F.2d 1270, 1275-76 (9th Cir.1983).
　　[45]在 Dutrisac中，我们仔细表明我们不是在就雇员提起针对工会的诉求判予他费用。749 F.2d at 1275 & n.3. 我们说，判予那些费用将会引起对美国原则规则的担忧，即一方盈盈“因选择辩护诉讼而受到惩罚。”Id. at 1276.
　　[46] Id. at 1275; see also Ames v. Westinghouse Elec. Corp., 864 F.2d 289,293-94 (3d Cir.1988) （“当存在代表的法律义务时，不论这个义务产生于契约式的承诺或者如本案一样，由法律产生，如果代表被错误地保留，替代代表的成本作为损害赔偿金应当是可获得弥补的。”）。
　　[47] Zuniga v. United Can Co., 812 F.2d 443, 455 (9th Cir. 1987) (citing First,Fourth, and Sixth Circuit cases elaborating the same rule).
　　[48] See Wash. Rev. Code Ann. § 4.24.350; see also Restatement (Second) ofTorts § 671 (b) (1977).
　　[49] 925 F.2d 280 (9th Cir. 1991).
　　[50] See id. (citing Bunnett v. Smallwood, 793 P.2d 157, 161 (Colo. 1990)).
　　[51] See Apple Inc., 757 F.3d at 1332.
　　[52] See generally Mark A. Lemley, Ten Things to Do About Patent Holdup ofStandards (And One Not To), 48 B.C. L. Rev. 149 (2001).
　　[53] See Matthew J. Barrett, Note, “Contort”: Tortious Breach of the ImpliedCovenant of 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in Noninsurance, Commercial Contracts-ItsExistence and Desirability, 60 Notre Dame L. Rev. 510, 518, 528 n.104 (1985).#p#分页标题#e#
　　[54]一个RAND承诺“必须依据公众利益解释因为它是为公众利益而制定的。”Amicus Br. of Public Knowledge at 4-9; see also Richard A. Lord, Williston onContracts§ 32:19 (4th ed. 2012) （“当在纯粹私人之间达成的协议……被认为一般来说牵涉到一些公众利益时，应当以赞成公众的利益角度文意解释合同……”）。
　　[55] Olympic S.S. Co.,811 P.2d at 681.
　　[56] See Fed. R. Evid. 801
　　[57] See Toyota Motor Sales, U.S.A., Inc. v. Tabari, 610 F.3d 1171, 1184 (9thCir. 2010) (citing Dollar Sys., Inc. v. Avcar Leasing Sys., Inc., 890 F.2d165,170 (9th Cir. 1989)).
　　[58] Cf. Solis v. Cnty. of L.A., 514 F.3d 946,955-56(9th Cir. 2008).
　　[59] Palmer v. Valdez, 560 F.3d 965, 969 (9th Cir. 2009) (citation omitted).
　　[60] See Fed. R. Civ. P. 52(a)(1).
　　[61] See Fed R. Civ. P.52(a)(1).
　　[62]微软的下述争辩是毫无价值的，即证词作为有法律效果的证据是可接纳的。“根据效果可采性的规则，或“开门”主义，一方对不可接受证据的介绍允许反对者，在法院自由裁量权内，就相同的争议焦点引入证据以反驳任何可能有先前的准许造成的错误印象。”“Jerden v. Amstutz, 430 F.3d 1231, 1239 n.9 (9th Cir. 2005) (internalquotation marks and citations omitted). 微软争辩认为摩托罗拉通过展示Heiner在2011年写给FTC的信的证词允许Heiner的证词；在这封信中，Heiner表明截止到这个时间点，微软从未“起诉任何人专利诱骗”，摩托罗拉的法律顾问认为这是诱骗并不是实质担忧点的证据。不论Heiner的信件是否是不可接受的或引人误导的，就FTC对摩托罗拉的调查的证词不代表陪审团可能已经从微软的诱骗看法中得到的错误印象。 See United States v. Whitworth, 856 F.2d 1268, 1285 (9th Cir. 1988).
　　[63] See B.K.B. v. Maui Police Dep’t,276F.3d 1091, 1105 (9th Cir. 2002).
　　[64] Fed. R. Evid. 403 (emphasis added).
　　[65] Boyd v. City & Cnty. of S.F., 576 F.3d 938, 949 (9th Cir. 2009),
　　[66] Wagner v. Cnty. of Maricopa,747 F.3d 1048, 1055 (9th Cir. 2013) (quotingOrr v. Bank of America, NT & SA, 285 F.3d 764, 773 (9th Cir. 2002)).(作者：刘迪，来源：华政东方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