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开发格局，释放积极信号

      6月8日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按开发方式，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规划》确定了“9+1”的政策体系。“9”是财政、投资、产业、土地、农业、人口、民族、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1”是绩效评价考核，即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有效引导各地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6月9日《人民日报》）

    “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事实上等于在二次分配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对绩效的重新认可，意味着分配着眼点的转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微观赚取一个点，宏观污染一大片；少数人得利，多数百姓遭殃，政府收拾残局——这种现象之所以一再重演，关键在于一些地方对开发利益的认识视角过低，对开发权限放得过低，对开发获得的利益分配，基本局限于“谁挣归谁”的简单粗放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的开发热，几乎已到了“家家点火，处处冒烟”的状态。围绕招商引资引发的荒唐、闹剧层出不穷，围绕利税大户引发的纠纷、矛盾比比皆是……可以说，相当多的社会问题，都是分配关系没有理顺而引发，《规划》确定的“9+1”政策体系，既具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也对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样本，如果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象，当为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做出贡献。 

    早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就表示，中国应着手建立“产业补偿、土地补偿、生态补偿、自然灾害补偿、社会补偿”五大补偿型国家制度，从国家层面上将二次分配的社会公正性，牢牢地固化在有章可循、有理可据的权威性制度之上，从而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不难理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空间跨度大、相互依赖性强的国家来说，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制度性补偿，当然是相当必要的。牛文元当时提出的这个设想，也是从另一角度对“重构开发格局”的高屋建瓴式建言。

    上述“9+1”政策体系，可以理解为部分实现了牛文元“五大补偿型国家制度”的建议。如果真能实现，将从生产要素的高度，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环境结构、灾害时空结构等一体化思路出发，将二次分配的调控行为前置，从而缓解了有形财富在不同人群间终极分配的矛盾积累。这不仅体现了对二次分配的重视，更显示出分配机制上的系统与创新。马龙生

来源：现代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