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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权的迷失与回归 ——兼评《著作权法》送审稿相关条款(3)

发布时间：2015-08-11 10:07商业秘密网

　　（一）制度伦理的背离与冲突
　　1.背离了优先保护实际表演者的制度理念。表演是一种演绎，这种再创作是后续传播的基础。表演者权设置的目的在于彰显表演者作为表演活动的核心地位，通过赋权保障表演者能够自主自觉地进行艺术创作。置身于邻接权宏观话语下的表演者权制度强调对于传播投资预期回报的保障，侧重对于投资人利益的维护。这种背离实际上是邻接权宏观话语下表演者权自身制度特色的退却，其混同了表演者权与邻接权的制度理念，模糊了表演者权的制度定位，导致制度功能的紊乱并影响制度运行下具体行为的选择。
　　2.公平与效率的冲突。表演者权制度既是表演活动商品化机制，也是利益传导分配机制，商品化过程强调产权确定、效率优先，通过明确的产权归属降低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租；而利益分配则更为注重公平，强调不同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均衡和必要激励保证的实现。表演者权的激励机制正是通过上述两种机能来完成，表演者权鼓励原创性表演的目的最终依靠公平的分配机制来实现。
　　效率、功利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原则，追求的应当是合乎正义原则的效率和功利。[15]现有制度设计强调商品化的高效率和产权确定，忽略了利益分配的公平。这主要体现在表演者对于权利归属及使用缺少足够的发言权，自身的利益诉求难以获得尊重，对于现有利益分配格局欠缺影响力，表演者权规定的专有财产权最终演化为只具有相对性的劳动报酬请求权，投资人垄断后续表演的使用和收益。效率公平的冲突是对表演者弱势地位的漠视，对表演组织强势地位的变相承认。这导致投资人对表演活动的垄断，对实际表演者和原创表演活动激励萎缩，劣质模仿丛生蔓延，原创表演紧俏的市场需求即是明证。
　　（二）激励机制的扭曲
　　1.混淆了表演主体与权利主体，人身权利难以获得有效保障。我国投资人与自然人表演者享有完全一样的权利，不仅可以垄断经济利益还可以攫取人身性权利。以表明表演者身份权为例，其彰显表演者与演出成果之间的特定联系。身处信息爆炸时代，这种特定联系常被各式宣传包装所阻断并且在我国以表演组织代替具体表演者署名的情形仍然较多，对表演者人身性权利的保障仍有待加强。
　　将人身性权利分配给投资人也不利于表演者权利保护。作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形态的投资人并不能够像自然人一样真切地感受到精神损害，也就难以及时确定侵权行为；投资人以成本收益为导向，当维权成本高于收益时，投资人缺少维权动力转而选择息事宁人。司法实践中投资人对于精神利益受损的举证难度较大，法院对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无论程序还是实体裁判态度相对消极。[16]司法裁判的不确定直接打击了投资人维护人身权益的积极性，这更增加了保障表演者人身性权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产权模糊，纠纷增多。表演者权基于共同行为的事实或约定的协议可以形成原始共有和继受共有两权利共有状态。[17]但一个共有权利者不可能排斥其他人分享他努力的果实，而且所有人联合达成一个最优行为的协议的谈判成本通常非常高。[18]清晰的产权相当于划清了信息产品的权利边界，可以降低后续缔约风险，促使潜在交易人在较低交易成本下提前实现交易，并且增加了双方当事人在履行中的选择权。[19]演艺产业人员众多，权利义务复杂，产权模糊导致权利主体不确定，权利边界模糊，侵权难预测且诉讼多发。这既包括内部纠纷也包括外部纠纷，内部纠纷主要涉及演员、编剧等与投资人如表演者权利归属、表明作者身份等纠纷；外部纠纷则主要涉及与在先权利人和后续使用人的许可、转让纠纷。此类纠纷往往主体多样、案外诉求集中、权利义务复杂、诉讼周期漫长，表演作品一旦陷入纠纷直接影响下游产业链。表演者难以获得足够激励和稳定的创作环境，最终导致原创表演创新驱动的萎缩。(作者：未知，来源：西南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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